偷偷操网站（1946年）

2011年1月，一位名叫苏珊·里维尔比的医史学家在美国著名的杂志《政策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足足29页，用了大量文字、数据来披露美国在危地马拉搞性病人体实验的丑恶行为。该文章论据充足，外加上该文章内容是披露美国政府搞人体实验，所以一经发表就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以危地马拉为首的受害国严厉谴责美国，并且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其他的主流国家则是支持危地马拉维护自身权益，谴责美国搞人体实验。就连美国的盟友，英、法、德、日本等国都看不下去了，也不敢跟美国站在一起。当然，这其中最不爽的就是德国。要知道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以纳粹德国搞人体实验一事来谴责德国，同时还绞死了一批对集中营囚犯的纳粹分子。但是美国一边把德国的纳粹分子送上绞架，一边自己偷偷搞人体实验，如此双标行为就连一些正义的美国民众都发声谴责：当时我们不是刚刚绞死了一帮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医学试验的纳粹分子吗？美国同时却在进行性病的人体试验！没搞错吧？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到最后奥巴马不得不回应此事，他给时任危地马拉总统的科洛姆打了一通电话，表示自己对60多年前美国政府为科学研究为目的故意让危地马拉人染上梅毒的事很抱歉。奥巴马的回应也印证了苏珊·里维尔比所披露的事实。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卫生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纷纷发表声明：“尽管这些事发生在64年前，但这种实验应受谴责，它得以打着公共健康的名号展开令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深表遗憾，向受这种可恶研究影响的每个人道歉。说实话，如果没有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美国卫生公众服务部门凯瑟琳·西贝利厄斯的回应、道歉，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人为美国政府美化，称这事是哗众取众，并且谴责那位值得尊敬的医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这批人注定是徒劳的，美国在危地马拉干的事证据确凿，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看美国是如何在危地马拉搞性病人体实验的。“烂裤裆”的美军提到美军，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抽着烟斗的麦克阿瑟？还是拿着先进武器的军队？我想如果有一个词语能形容历史上的美军、现在的美军以及日后的美军，那一定是“烂裤裆”。真的，除了这个词以外我想不到其他的词汇，因为只有这个词语是从一始终的，自美军诞生之后就一直到如今都挥之不去，如蛆附骨。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欧洲、日本战场，美军的铁蹄遍布全球，同时美军“烂裤裆”的行为到哪里都没解决。比起如何更好地战斗，美军更加关心如何解决军队性病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军（北方联邦政府的军队）有十万多人因为感染性病而丧失战斗力。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北军一共有220万人参战，也就是说平均每22人就有一个有性病。而且北军总计战死13.8万人，因疾病（主要是性病）而死的士兵高达22.1万人。这已经很恐怖了，性病死亡的人数都快被战死的人数多了。你要说当时不够先进，所以军纪不行，那我全当你说得对。那一战、二战时期怎么解释？难道还是不够先进？军纪不行？一战时期，美军随军军医有超过700万天的时长都是用来治疗性病的。而且饶是如此，美军多有上万士兵因为性病而退役，大量士兵因为性病而丧失战斗力，或者长期躺在病床上占用医护资源。另外，这种现象到二战时期也没有好转，二战时期美军有130万性病患者。什么概念？打一次阿登反击战绰绰有余，硫磺岛那种级别的战役能够打43个。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性病分会的时任主席约瑟夫·摩尔认为：“（军队里）35万例新增淋病感染，会导致每年70亿天的工作量损失。相当于一年浪费了两个全装甲师、十艘航母的战斗力。”130万性病患者，这该浪费多少航母的战斗力啊。也正是因为如此恐怖的破坏力，美国高层如坐针毡，想方设法去遏制性病的扩散。美国搞了一揽子的政策，比如污名化妓女、渲染性病的危害、发放预防性病的药物等等。但是最后没什么用，美军“”烂裤裆”的毛病仍旧没能解决。毕竟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人性是遏制不了的。为此美国开始想办法提高治疗性病的能力，想办法研究梅毒、淋巴等性病。这就引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为解决“烂裤裆”而搞的人体实验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还有点人性，他们主要是用实验室的兔子来做实验。通过给兔子注射青霉素来研究、分析如何预防、治疗梅毒。当然了，可能会有圣母谴责用兔子来做实验，但是这也没办法，人类医药的进步总是需要试验品的，不用小白鼠、兔子那用什么？总不能用人吧。在当今主流社会，无论是大众还是知识分子乃至国家政府，都是反对人体实验的，这太破坏伦理了。美国在兔子上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第三世界的人身上。不幸降临于危地马拉，而此时的他们还不知危险已经来临，恶魔在注视他们。时间发生于1946-1948年，地点在危地马拉的Terre Haute监狱，当时的带头者就是约翰•卡特勒医生。为什么选择在危地马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落后的小国，美国在这里可以躲过伦理的审判，就算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危地马拉也不能拿美国怎么样。要知道当时美国控制了危地马拉的主体经济，稍微煽动一下翅膀就会引发海啸级的危机。这一段要记住，下面还会再提的。美国在危地马拉选择用监狱的犯人做实验，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被舆论谴责，而且这些犯人在危地马拉也没有什么影响，本身就是戴罪之人。而且这群犯人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社会面对他们的关注也往往都是忽视的，就算有微弱的关注声也多是负面评价。因为当时危地马拉性交易合法，而且性工作者可以给监狱的犯人提供服务，这对他们团队来说简直是最有利的。他们先让小姐染上性病（通过涂抹培育的性病菌株来传染给小姐），然后让小姐给不同的人群提供服务，比如监狱公职干部、犯人、医生、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先是观测性病是如何传播的，看看唾液、汗液、呼吸、体液到底哪个是传染源。然后根据得出的数据，总结出性病的传播路径、方式、时间。这个实验前前后后涉及到1308个人，而绝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令人羡慕的青春年华，但是却有令人心酸的命运，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为感染性病，为的就是让美国人获得一些实验数据，然后更好的服务美国人。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称呼，那就是“人体培养材料”，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编号。美国用他们进行残忍的人体实验，最后美其名曰“为了科学研究”，这种昭然若揭的恶劣行为，也就美国能干的出来了。明明自己已经干了这种事，还非要为自己美化一番，难道你忘了你是如何在柏林绞死搞人体实验的纳粹分子的吗？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国毁了一生，而且缺少医疗条件照顾的他们饱受性病的困扰。在众多案例中，“波塔”算是比较惨的。病人-波塔波塔是精神病院的一个女病人，本身命运就比较坎坷了，没想到的是她精神病人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怜悯，美国人竟然还专门找上了她。在二月的时候，美国医疗人员在波塔的手臂注射了梅毒细菌。由于缺少干净的环境，外加上身体抵抗力的变弱，波塔不到一个月就得了“疥疮”（ps：疥螨在人体皮肤表皮层内所引起的接触性传染性皮肤病）。在注射病毒之后，波塔的身体素质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差，注射梅毒的位置严重红肿，手臂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皮肤损伤。然而在看到这一幕后，美国医护人员也没有立刻给波塔治疗，因为他们还没有拿到想要的数据。在波塔身体恶化三个月后，波卡的皮肤已经严重受损，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图片会引起看官老爷的感官不适，所以我都不能贴图。在波塔快要去世的时候，美国医护人员都不忘最后压榨一下波塔。美国医护人员把其他“男性试验品”的淋病液体放入波塔的眼睛、直肠、私处，想要通过这种手段再让波塔感染一次。几天后，波塔死了。从二月成为试验品，到八月去世，波塔在这期间饱受性病的折磨。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的医护人员所造成的，只为他们的数据。波塔只是众多病人的一个缩影，其他病人基本上也都差不多这个命运，被反复做实验，然后在痛苦中去世。危地马拉性病人体实验的后续1946年发生的事，美国一直没有宣传，如果不是上面那位医史学家发现了这件事，这件事恐怕还要继续掩埋下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所以苏珊·里维尔比是十分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正是因为她坚持内心的正义，向世界披露了美国的恶劣行为，人们这才发现这桩严重破坏伦理的人体实验。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美国也有一批正直的人，斯诺是这样的人，苏珊也是这样的人。在这件事引发舆论之后，美国的官方人员惺惺作态，发表了一番讲话、演讲、致歉。他们那“真诚”的模样，仿佛是真的一样。但是很显然，政客只是政客，美国的政客不可信。他们可以在台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表示自己的歉意，但是在台后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件事如何处理。危地马拉的总统科洛姆让危地马拉人权组织代替受害者家属向美国索要赔偿，试图改善受害者家属的条件。但是这一正义且合理的要求，被美国拒绝了，美国自称找不到实验对象，而且这件事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所以应该画上句号了，而不是继续争论下去。这番言论让我十分恶心，这就好比那句“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样”一样，冰冷的文字仿佛绿茶一样，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绿茶味。危地马拉方面最后起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因为这个人体实验项目的项目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资助的。您猜这大学怎么说？这大学直接就说了“人权侵犯未发生在美国本土”，然后借着这个由头要求法院不理会危地马拉方面的诉讼请求。美国人的命是命，美国人的人权要保障，危地马拉人民就不需要。这种言论让人十分作呕。危地马拉人民也十分愤怒，但是他们却拿美国没办法，最后只能认亏。截止到目前，美国官方也未做出表态，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没有对受害者家属有任何赔偿。美国的法院也不再受理此类事件，一句道歉就把所有的犯罪行为盖过了。这件事令人十分愤慨，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美国做的不对，另一方面是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危地马拉不是个例。在1932年底时候，美国还在非洲搞过“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性质同样恶劣。而且这还是只是披露出来的，没披露出来的哪？我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