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人格教化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私学老师，但他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著书立说以昭示后人，只是以述为作，由后世儒者传之永久。儒家以“仁”为道德原则的核心，并“吾道一以贯之”。仁就是忠恕之道，其中“忠”是指“尽己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利他精神；“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于损害他人之事“有所不为”的态度。“仁者爱人”，但“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然后“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以博大的胸怀，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天下为公”。张载以乾（天）为父，以坤（地）为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宗法人伦与内圣外王血缘宗族是儒学伦理的根基，“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因之而渗透于社会整体。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家的关系延伸至四海，“以天下为一家”。这不仅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表现为一种政治组织，有一套维护这种组织形式的法规，以及严格规定的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的等级秩序。同时，“君者，民众之父母也”。领导者作为“父母”，其职责和权威就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组织的领导者不仅要带领员工实现组织目标，还要深人关心员工诸如婚丧嫁娶等方方面面的事务，正反映了这一点。及至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君臣、父子与夫妇关系）之说，《礼纬．含文嘉》将之明确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在《举贤良对策》中又提出五常：“仁、谊（义）、礼、知（智，指道德判断力）、信，五常之道”。三纲和五常，随着后世封建专制主义的加深，成为教化、管束民众的主体内容。正因为这种家国同构的思想，儒家积极人世，以扶危济世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但有原则，即“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明了光明的道德；亲民，程颖、程颐、朱熹等都认为当作“新民”，即不断更新，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止于至善，指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人其行为应符合相应道德原则，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等。明明德还有一个含义，即“明（彰显、推行）明德于天下”，这是一种宏大的政治理想，《大学》为此提出了“大学之条目”，即后世所称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家族）、治国（诸侯国）、平天下。张载更是宣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至今仍溶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仁勇义礼儒家乐生达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仁者不忧”，“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君子固穷”。儒家有超越个人贫富穷通际遇的独立精神，贵义贱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此外，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能不盲从地作出是非判断，“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明确应“舍生而取义”。什么是仁？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他把孝悌事亲作为“仁之本”，“仁者……亲亲为大”，孟子更明确提出爱有差等。但是孔子并不把礼当作脱离道德内涵的空洞形式，“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认为不可泥而不化，拘泥于形式，“过犹不及”。进而孔子提出了道德实践的“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允执厥中”。礼的影响是深刻的。《荀子·修身》宣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罗素对此评价说，“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它理所当然地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中国人的礼节也不仅仅是因袭传统，就算遇到从未碰到的情况，也会很自然地做到礼让，这种礼节并非局限于某一阶层，就是在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也是如此。”孟德斯基也说：“中国乡村的人和地位高的人所遵守的礼节是相同的，这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持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决性情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应的方法。”可能正是因为中国人对礼的重视，使得“面子”、“忍耐”等中国人典型的人格特质有了生长的土壤。文章节选自——《组织行为学》，作者：陈春花等
本文出自快速备案，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及相应链接。